温州私营经济率先发展，首先得益于当时公有制企业极少，乡镇干部家属普遍没有工作。
有人会问：乡镇干部家属普遍没有工作，与当地私营经济发展有何关联？
1949年后，温州作为军事前线，国家基本没有投资。至1980年代，温州11个区县，公有制企业资产规模在千万元以上的，加起来也就十几家，平均一个区县只有一二家，到1990年代，基本都倒闭了。记得规模较大的瑞安远东罐头厂破产清算时，我在法院工作，恰巧担任其破产案件的审判长，亲手将其拍卖掉了。其全部职工也就八百多人，而瑞安市是当时温州人口最多的县级市。其他二轻、社队等系统的小型企业也少得可怜。可想而知，温州地区绝大多数人，是没有机会进公有制企业工作的，包括在公社（乡镇）工作的干部家属。我一个堂叔是公社书记，其家属也没有工作。更不用说大队（村）干部的家属了。
于是，作为温州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的家庭工厂的就业机会，对这些被要求严厉打击地下黑工厂的最基层干部，便有着致命的诱惑。作为乡镇干部，能量与面子都比普通农民大些，其家属及亲友，当然优先获得了进家庭工厂的工作机会。而很多家庭工厂，便是这些村镇干部暗中参股办的，或者就是村镇干部以家属与亲友的名义办的。乡镇干部普遍需要通过这些他人办的、或自己参股办的家庭工厂，为自己老婆孩子亲友谋个生活出路。
当年外出经商需要到乡镇企业办公室打证明，温州乡镇干部乐于帮忙盖章，获得参股及其它好处。到1980年代中期，温州乡镇干部参股经商办企业，已经堂而皇之，并引以为荣了。
这才是温州为什么在毛时代结束后，率先发展出私营经济的秘密之一。当时温州实行的，是与全国一样的政策，一样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刑事犯罪。直到1991年，温州还有人因“投机倒把罪”被杀。但由于乡镇干部的家属普遍没有工作机会，如果最底层干部真的认真执行“严厉打击”政策，那么，首先便会断送自己家属亲友的就业机会。于是，中央的经济高压政策，如同高压电流，在温州传送到乡镇最后一节时，断线了。执行打压政策的手，到基层政权的手指头环节，骨折了，打击的力度必然大大减弱。
当时的“资本主义萌芽”，其实在全国各地都在滋生，那是正常人必定都有的求生存的本能愿望。不同的是，这些极脆弱的萌芽，有的悄然生长了，有的则渐渐枯萎了。
茂林底下无丰草。公有制企业强大的地方，私营企业发展空间通常就狭窄。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，还并不是公有制企业占用了过多的土地、银行贷款等资源的问题。因为在1980年代初期所办企业，都是家庭工厂，个人绝无可能得到土地与银行贷款等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这些萌芽状态的家庭工厂，会不会被当地乡镇干部强行破门而入，抓人批斗、搬走设备与原料、强行断电，等等。任何一击，都可致命。
在公有制企业较多的地方，乡镇干部家属亲友有较多机会获得国营与集体单位的就业机会，乡镇干部家属对家庭工厂的依赖较少，如此，乡镇干部打压家庭工厂的力度便大了许多。经济基础相对更好的苏南，当时也绝少有家庭工厂发展成较大企业。主要状态是乡镇干部控制乡镇公有制企业，然后将乡镇企业通过改制等方式，转化为私营企业。直至今日，苏南地区的私营经济比重，仍不及温州地区。
